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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是日本記者對北越革命成功後的國家重建觀察，許鞍華既藉由日本人的人道主義視角表達對新生社會主義國家的好奇與質疑，與此同時讓香港演員扮日本記者，粵語交流，實際也隱含了港人對80年代後文革時期陸港關係的詮釋，從看似間離的旁觀者角度出發看待越南／中國，進而界定香港模糊複雜的（殖民地）身份屬性。許鞍華在80年代已經在藉他鄉故事試著想像、探索和建構香港的主體性，而《投奔怒海》時期（作為國際中轉站）香港想像尚在一個較為模糊複雜的狀態：香港人「可以是」越南人、日本人、英國人、美國人、中國人⋯⋯但是這時已隱約可見《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後香港爆發的移民潮。越南官員對記者說，國家的革命成功了，但我卻更加想念法國的紅酒和佳餚，個人的「革命」反而失敗了，某程度上許鞍華準確預言了香港回歸後濃烈的「戀殖」情結。